开国初,周总理问: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

刊文网 2019-07-11

开国初,周恩来问潘汉年和梅龚彬:那个叫“小周”( 陈希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陈昭礼、陈豪人、陈希周(小周)、陈才——四个名字,四种不同身份,谁能想到他们实乃同一人呢?让人嗟叹的是,其人其事,在党史、军史上被淹没太久。

文章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作者:钟兆云。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闽北、闽南临委:“决定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闽北临委定书记陈昭礼。”

开国初,周总理问: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

百色起义后,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工作难以展开,“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爱国侨领陈嘉庚于1940年拜访李济深时,李愤慨地说:“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暗杀……”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事后亲自赴闽“灭火”。

开国初,周恩来问潘汉年和梅龚彬:那个叫“小周”( 陈希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

陈昭礼、陈豪人、陈希周(小周)、陈才——四个名字,四种不同身份,谁能想到他们实乃同一人呢?让人嗟叹的是,其人其事,在党史、军史上被淹没太久。

【百色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陈昭礼,1907年生于福建福州南台大庙山。1923年负笈上海,考入复旦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福州,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1927年3月,陈昭礼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谦和、诚恳的为人,出众的才能,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福建党组织遭到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临危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党团组织。不久,全省共产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9年3月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5月中旬,因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罗明路线”中的罗明——笔者注)患病,经中央批准,陈昭礼任代理书记。

1929年上半年,蒋桂冯阎爆发大混战,桂系先胜后败。7月,蒋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回师南宁后,采取了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措施,受到蒋的猜忌和不满。俞、李与蒋的矛盾日趋尖锐,既要反桂又思反蒋,却担心入桂时间不长,立足不稳,孤掌难鸣,迫切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于是派人捎话给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到广西予以协助。

陈昭礼于是年7月被中共中央调离福建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给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他先行赴桂,除了他在闽北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在国民党方面的人脉关系也是其中因素。陈一到广西,就积极争取李明瑞等人,赠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推心置腹交谈,李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夙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争取武装力量,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随后派来的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和单线领导,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由此使这支武装掌握在中共手里。他还积极策动俞、李,通令释放“四一二”政变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与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和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25岁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举重若轻、见解非凡的特质。小他3岁的陈豪人则细致谨慎,事必躬亲。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大都通过他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劝告,与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在南宁誓师反蒋。陈豪人和邓小平积极做好应付俞、李反蒋失败后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利用时机,发展革命势力。10月初反蒋失败后,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滞留南宁。陈豪人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徐冠英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发动南宁兵变。

10月中旬,拥蒋的桂系军阀悬重金通缉陈豪人,陈却和邓小平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于10月22日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拟定前敌委员会名单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并限定起义日期不晚于192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

据张云逸回忆,接中央这份来电时,邓小平已离开百色。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也说:“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22岁的陈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和37岁的张云逸经与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认为中央给的起义日期不切实际,建议改到40天后的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

邓小平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追回。

起义迫在眉睫,成分复杂的起义部队又处在敌人的监视和包围中,面临决战,思维缜密、办事干练的陈豪人勇挑重担,周密安排:一方面动员、整顿、清洗以旧式军队为主组成的起义部队;一方面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筹措战备物资及经费。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革命动员工作,撤换军中的反动军官,采取措施,有效控制了百色县长等危险分子,迅速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陈豪人领导政治部拟定《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纲领》、《前委通告》。“实施政纲”第四条日后被证明极具前瞻性:“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陈豪人在住地清风楼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许多决策、命令、标语、文告从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清风楼成为百色起义的神经中枢。

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有参谋长龚楚、副军长李谦和各纵队纵队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

后来叛变的龚楚1955年曾出港版《我与红军》一书,书中叙述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突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军长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还有部分是文职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陈豪人与许卓、叶季壮等迅速组织反击,由于指挥正确,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保卫战获得胜利。广东省委来信对红七军作明确指示:“平礼兄(平为邓小平,礼为陈昭礼——笔者注)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

【被误解的上海之行】

后来南宁之战受挫,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调整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伺机和红八军会合;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补给。会后,陈率红七军主力挺进黔南,进攻榕江县城,重创王家烈的“双枪军”。榕江之战是红七军创建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恢复了红军士气,且政治影响甚大。

陈豪人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

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军委决议。

党内意见虽有分歧,但陈豪人与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当。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上在争论中,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

部队整编后,陈豪人仍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邓小平任军政治委员兼第十九师政委。11月10日,整编后的红七军7000多人,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城市。指战员作战虽英勇顽强,但敌众我寡,融县长安镇一战屡屡受挫,造成重大损失。

后人为尊者讳,把红七军的失利归咎于陈豪人盲目执行立三路线。殊不知,对这一点,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就曾中肯地说:“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1968年6月20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又说:“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陈豪人通过实际斗争认识到,执行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是错误的,于是支持邓小平、张云逸从实际出发的意见,放弃攻打桂林、柳州,转向敌人力量弱的湘桂边境发展,以便日后与朱毛红军会合。前委思想认识统一后,红七军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瑶山,奔袭武岗,迅速攻占湘桂边境重镇全州。

1931年2月,陈豪人和中央特派员邓岗受前委委托,由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经广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陈豪人此行,曾被误以为脱离组织当逃兵,其实,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1960年,张云逸在回忆广西革命斗争情况时说:“邓、陈回上海,是通过全州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了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同志,由黄设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白区出去的。”

可能正是由于被误会的“脱离组织当逃兵”事件,陈昭礼虽然是当年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的一二号人物,但一直默默无闻,被历史“遗忘”。

【“抗日隐蔽战线三杰”之一】

1931年4月,陈豪人受中央派遣,装扮成商人,与李硕勋(李鹏之父)分别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身份,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未能通过敌人的关卡,广西各地都在严令通缉他,根本无法靠近红七军驻地,只得折转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机关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接不上关系,遂往杭州与妻子潘超人会合,不久又迁居上海,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并多方寻找党组织。党组织也在打探他的下落,1933年上半年,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老战友。

1933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派人找陈豪人谈话,经多次了解和考察,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此后,按照党的指示,陈豪人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陈希周随陈铭枢、李济深撤到香港,联系彭泽民、梅龚彬、宣侠父等地下党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开展爱国统战工作,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活动。他时而香港,时而上海,时而日本东京,从事秘密工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香港九龙,陈希周与北伐名将叶挺比邻而居。彼时叶挺不胜苦闷,经常带着夫人和两个小孩到陈家谈心,共叙国内外时局,过从甚密。由于陈希周等人的工作,使叶挺坚定了组军抗日的决心。后来李济深、陈铭枢领导成立中国民族抗日大同盟,叶挺任军委委员,陈希周任群运部长。

1937年,叶挺受命在汉口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力邀陈希周任秘书。陈希周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时的老搭档张云逸任副军长。不久,新四军军部迁江西南昌,陈希周留守汉口,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陈希周在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陈希周长相颇似周恩来,圈里都以“小周(恩来)”相称。

上海撤退前,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湘军何键之婿)通过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向共产党要干部帮助工作。1938年3月,陈希周在潘汉年和郭沫若安排下,与李觉面谈,获得李的信任和授权,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李觉夫人何玫担任名誉班主任。李觉出生于云南,字云波,此干训班又称云干班。

干训班开办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来了郭超、马式材等党员干部,在陈希周的掩护和配合下开展工作。到1940年5月第三期干训班结束时,七十军中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50多人,还培养了一批铁心抗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学员。

李觉回忆说,当时部队在元气未恢复的情况下辗转作战,全赖陈希周带的新生骨干从中支撑。但好景不长,蒋介石很快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对陈希周等追查甚急,曾一天两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查询“陈希周”的来历。李觉复电:“陈系爱国人士,拥护抗战,介绍人系黄埔学生”,陈“始终如一拥护抗日,并无任何轨外之行,我可以负责”,这才使陈希周得以继续在七十军中工作。后人把他和怪杰宣侠父、隐杰梅龚彬并称“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趋势日益明显。1940年5月间,蒋介石和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指明陈希周、马式材均系“共党危险分子”,应从速除掉。李觉把密电内容告知陈希周,陈明白在七十军无法立身了,乃坦然表示,为了减少蒋的注意,准备辞去七十军的职务,但并不是一走了事,而是去重庆,那里有很多朋友,尽量争取回第三战区来,帮助军长做坚持抗战的工作。

【不幸倒在军统枪口之下】

1940年5月,陈希周到重庆后,征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化名陈才,由李济深引荐,在李任副主任的全国战地委员会就职,领少将军衔。

7月底,陈才巡视完江浙前线后,抵江西上饶,住七十军军部。由于蒋介石多次严令各部严防共产党渗入,李觉和七十军领导感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已是有名无实,陈才鼓励他们不要悲观失望,只要坚持长期抗战,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但陈才在七十军的一进一出,没能躲过军统的密探。时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也曾专门派人求见陈才,探听虚实,试图收买。

8月初,陈才从上饶一到崇安,即被军统特务秘密监视。8月13日,特务们已密谋好暗杀计划。那天,在客车上靠近陈才两旁坐着两个特务。车行至离崇安城三公里蜈蚣岭处,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三个特务持枪劫车。陈才的警卫员刚准备拔枪反击,即被车上特务枪杀。接着,猝不及防的陈才也倒在军统的枪下,年仅33岁。特务将陈才拖下汽车丢在路旁草地上,确定身亡后,劫走他携带的小提箱,为混淆视听,还捏造了中共游击队锄奸消息。

案发当天,陈良瑛急电七十军和当地国民党政府。李觉得悉,即派军部秘书主任到崇安协同料理丧事,将棺木停放在县城南门余庆桥内,等待结案。此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恰好来崇安视察,见余庆桥中置一柩尚新,乃问陪同的国民党崇安县长刘超然。刘超然只好介绍死者陈才,事关政治,尚未结案,故停柩在此。陈嘉庚回重庆后把目击经过向担任战时军政视察团副团长的李济深作了通报。李济深认为系福建省主席陈仪所为,并愤慨地说:“陈仪有大座靠山,骄纵任意,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陈仪用人暗杀……陈才之妻子现尚寄寓此处,以待昭雪。”陈嘉庚和胡愈之分别在海内外书刊发表文章,揭穿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谋杀共产党要员的罪行。

对这次惨案的发生,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李觉中将甚为震怒,以至军统头子戴笠不得不亲自到福州处理后事。李觉后来脱离蒋介石集团,参加湖南起义,晚年著文回忆说:“我对希周同志品德学问非常佩服……(他)宣传和执行共产党的持久战和坚持必胜的信心,对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气概感染,使我后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50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特地同潘汉年和梅龚彬提起陈希周: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1952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把陈希周的遗骨从崇安迁葬福州,在福州修建陈希周烈士墓,供后人瞻仰。

烈士之墓刚修好,1955年就发生了震惊华夏的潘汉年冤案。生前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的陈希周竟遭“连坐”,被说成第三党,甚至有人把红七军参谋长龚楚变节之事张冠李戴到烈士头上。于是,烈士墓碑被砸,孩子受到影响。在党史、军史中百色起义无其名,组建新四军也没他的份。

1983年,潘汉年冤案正式获得平反。1985年8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希周骨灰安放仪式”。1992年,陈昭礼殉难处也建立了纪念碑。

真相无法掩盖。陈昭礼,这位中共早期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终将穿越历史的尘埃,绽放原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