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文学与我(四)

专家点评网 2019-11-08

/刘春

 新/年/寄/语 

  新年到来  

  愿2019年老天庇护  

  诸佛菩萨加持  

  祝大家彼此温暖和睦  

  ——二姐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西城区一所中学教语文,41中,又名罗盛教中学,位于西四北二条胡同,据说王蒙也在那儿上过学。每天早上67点去上班,穿过一条窄长的胡同,走得都不耐烦了,突然眼前一亮。中段大榕树下摆着一个早点摊,供应糖油饼豆腐脑,很勾人食欲。

 

我教书实在是赶鸭子上架。一来生性懒散,不太喜欢管事儿,眼睛里看不见事儿;二来过于随性,自己读到什么给学生讲什么,给初一学生讲存在主义、卡夫卡,“生活是一座囚牢”。有一次上着上着课痛经,汗珠子大颗掉下来,被学生抬胳膊的抬胳膊,抬腿的抬腿,弄到办公室去。真不是个好老师,很丢脸。

 

最惭愧的一次经历是为了惩罚一个不好好念书还在课堂上跟我犟嘴的孩子,我一生气没让他考试。这件事让我不敢回首,想起来就内疚,这辈子唯一做的一件恶事。

 

教了一年半书,担心误人子弟,于是跳槽进了北京青年报。学校部接纳了我,第一任上司是夏鸿。从教育口调出来需要交一笔离职费,大概五六千块,我刚参加工作,哪有钱啊?部门帮我筹的,一直很感激这一点。学校部后来改为科教部,跑口由教育转向科技互联网。我们在九爷府办公,同事有王丽文、李勇、熊熊、刘煜,其中丽文成了我多年好友,后来还一块在副刊共事了三年,是我的顶头上司。

 

那时候青报在朝内小街一个地下室里办公,从九爷府走过去不远,我们每周去那里发两次稿,盯版。从一个侧身的小台阶下去,斜对过就是照排室,永远坐着一个出奇般美丽的女人,名字更美,叫严梦梦。那会照排室主任是王国之,严梦梦是后来的头儿。回想报社的历史跟做梦一样,“媒体公信力”,“一言兴邦”,自身使命感强,群众关注度又高,真是溢彩流光的黄金时代。日报的工作性质大多是晚上拼版,越到晚上大伙干得越热火朝天,赶上世界杯奥运会,更是连轴转。

 

同事们都正年轻,工作在一起,休闲娱乐也在一起,把附近一带的饭馆生意搞得十分红火。青报一直有盘活周边餐馆的本领,像个吃货桥头堡似的,后来搬到潘家园,又盘活了潘家园劲松一带的餐馆;再后来搬到东三环,有了自己一层楼的大食堂,同事之间也不再隔三差五聚餐了,那阵势才渐渐减弱。单位和人一样,胃口大特别能说明问题。

 

青报一直自收自支办报,卯足了劲,发挥自己最大优势,最辉煌时年广告额达11个亿,还是很了不起的,将来写新闻史可以记下一笔。

 

青报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京味文化的重镇,于我有思想再造之恩。一方面青报的员工大多都是北京本地人,为人处世讲老理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市民本位,更倾向于传播和表达民意,使我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底边思维。不像知识分子那样高开高打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是从民间来,从普通人的需要出发,尽可能贴着地面走。


王友身:报纸·广告 图片来自网络

 

头几年采访,写稿子,干得很欢实,但也很茫然。那时记者是无冕之王,社交圈的香饽饽,我不知道怎么得了一个会喝酒的名声,经常在饭点儿被人一把打电话薅过去。一桌子不认识的人,点头之交,然后开始吃吃喝喝,喝得不亦乐乎,因此也结识了许多人,见证了许多达人的前世今生。以至于一度,我觉得从窗口扔一块石头下去,就会砸着一个熟人,感觉自己起码认识一万个人,在北京混得人面儿挺广。

 

当中认识了一位同门师兄姓周,挺循循善诱的,看过我写的报导后说:你文笔不错,要珍惜,别老写新闻采访,留神把笔写散了。

 

作为一个年轻姑娘,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不少人愿意给你指点一二,有语重心长的,有随随便便不过大脑的,不加辨析地听,很容易就着了道。被师兄一“点醒”,点燃了我创作的初心。当作家多牛逼呀!可见所谓的初心,其实不过是虚荣心,人云亦云的东西罢了。

 

早期的写作只能叫练笔,不知道该写啥,也没目的性。大概有两种范本:一是模仿安顿的“绝对隐私”,把道听途说来的艳情故事再复述一遍;还有就是照搬时尚杂志和三联生活周刊的圆桌小说,模仿它们调侃尖锐的腔调。写出来的都不伦不类,内容苦涩,笔调却颇为轻浮。

 

九十年代是个分水岭,从理想一步跨入现实,世界文学的大趋势也是在向现实无限趋近。“百年孤独”那种天花乱坠天马行空的文风不吃香,先锋派也没市场了,继之以超级写实。像奈保尔,库切,未被诺奖封神的菲利普·罗斯,对现实的抓取能力超一流,同时他们又极其悲观,都是些愤愤不平的犬儒主义者。

 

该说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了。他们像北斗群星一样集中出现在同一时段,照亮了我开始动笔前的黎明天空。

 

95年夏天,我接触到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原因很简单,他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去云南采访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踢毽子大赛,我带了一本《个人的体验》,在摇摇晃晃的卧铺车厢,读完了这部小说。小说写得富有色情意味,道出的却是一段相当沉重的经历。一个年轻的父亲,得知自己的新生儿长了一个巨大的脑瘤,很可能终生脑瘫,要不要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还是跟情妇一起索性逃离到非洲去?看着主人公鸟在没有出路中左突右撞,我被逗得哈哈大笑。现代作家写自身的苦难,不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板起面孔,特别挂相,而是以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示人,这是大江给我的启示。

 

大江给我的第二个礼物是写色情。作家需要色情想象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想象力的高下则看其表现的价值维度。《个人的体验》中鸟的情妇火见子,是古代巫女与现代性解放女性先驱的结合体,一与多的化身。

 

第三是他的文法。大江的文法乃是刻意学习西方的结果,观察入微,精雕细刻,有十九世纪文学之风,典型的技术派。“鸟俯视着野鹿般昂然而优雅地摆在陈列架上的精美的非洲地图,很有节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位低眉垂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位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活动着考拉、鸭嘴兽、袋鼠的澳大利亚大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则是一个剥掉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受伤的头颅。而这一切,都唤起一种血淋淋的暴死于非命的印象。”大家就是大家,一幅普普通通的非洲地图,寥寥几笔被他写活了。


《个人的体验》

 

这一时期,从朋友处觅得一套“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连载了奥威尔的《1984》。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写出了极权制度对人的异化。我对作家在小说当中嵌入一整部哲学著作的超文本链接形式大为折服。奥威尔在小说中杜撰了一部《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划定三个超级大国,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三个超级大国中此消彼长的争斗构成了世界的动态平衡。


内部刊物,刊登《1984》


《1984》著名的开篇

 

转眼到了这一年九月,我租的屋子在海军大院,筒子楼,生活条件简陋,还是公厕,用煤油炉在楼道做饭。大中午的,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脑后跟挨了一记闷棍似的,腾的一下醒了。我一生中有两次挨闷棍的经历,这是头一次。突然特别特别想读张爱玲,于是立马跑到单位,把阅览室里所有张爱玲的书都搜刮走了,昏天黑地在家读了好几天。那会还使用寻呼机,寻呼机响了,单位电话。原来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大家遍寻阅览室未果,才发现书全都被我包圆了。

 

这事让我觉得冥冥之中与她有几分投契。

 

几年后读王小波,也是去旅行(北戴河),也是在火车上。读的是《黄金时代》,整个车皮都能听见我放肆的笑声。对面乘客问我,“读什么书那么好笑?”我答曰,大黄书,写得太好玩了。

 

王小波是圣灵式的作家,灵气弥漫,涉笔成趣,影响了一代文风。我认识不少人,不知道该写什么了,就随手翻开他的书一页,读两段,马上又能继续写下去,他的语言就有这样的魔力。我后来读冯唐小说,也黄,也贫,但缺乏王小波那样淳朴的心,过于炫技。我的文学金线是:作家只要一炫技,整个人就不好了。

 

天才如张爱玲王小波,我对他们有一个不满:辨识度高,容易被模仿。高度风格化的文字就有这个缺点。张爱玲晚年的文字极平易,可以说是对自己文学风格的一种调焦。

 

当我意识到这些,不敢再读他们了,以免受到影响。我不知道此生能写出什么来,但只想用自己的嗓音说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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