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监控能够替代审前羁押吗?

中国红木家具网 2019-10-07



随着技术地不断革新,现在已经可以对被告人进行密切地监控,并追踪他们所在的位置,这样便可以使被告人在审前得到更多的自由。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向律师咨询或者是与家人待在一起。


近年来,美国等已开始使用电子监控技术,在审前和审判后对数千名被告人进行监控。虽然在审前阶段,为了防止被告人潜逃,电子监控相较于传统的羁押,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代表了一个充满潜力的未来。


不过,仍有很多的障碍在阻碍着电子监控的发展,比如来自传统“保释金”体制的强烈抵制。所以,尽管新的技术令人兴奋,我们仍然要考虑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包括电子监控的效用、成本;人身自由、个人隐私等。


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通过立法使得监控合法化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想立法通过的话,需要证明电子监控至少和保释一样有效,且更为廉价。



技术与应用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与欧洲就开始对被告人实行电子监控,之后,电子监控也陆续传播到了其它一些国家。1983年初,美国的一名法官要求将一个来自新墨西哥州的被告人在家中软禁,并通过电子手环对其进行监控。1985年,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开展了首个电子监控计划,通过寻呼机来监控已被定罪的被告人。




在此之后,电子监控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印第安纳州马里恩县进行了一个实验项目,即家中软禁,对无法缴纳保释金或不具备保释资格的被告人进行电子监控。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迈克尔曾言:“被告人在家中等待审判比在监狱中等待审判,显然会更加自由”。因为这允许被告人继续工作并和家人待在一起。1991年,美国联邦审前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家中软禁计划,并使用电子设备进行监控。与此同时,电子监控也传播到了欧洲。


目前电子监控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在欧洲,最常见的方式是将通讯设备与监控系统相结合,被监控者需要在脚踝佩戴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可以发送信号至安装在被监控者电话上的接收器。被监控者通常需要在家监禁一定的时间,由监控中心24小时监督,通过接收器的数据,对位置进行实时监控。有的监控方式不需要进行人身限制,但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声音识别进行位置确认,或通过其他方式确定被告人的位置。在美国,联邦审前服务机构同时使用通讯与GPS追踪设备,对在家中软禁者或其它审前释放的人员进行监控,被监控者需要定时地与监督官员进行确认。自1989年起,美国伊利诺伊州库克县采用了“通讯讯号家庭监控设备”,对超过25万的非暴力被告人进行了监控,其中一些人在审前便获得了自由。


与近年来越来越普遍得使用GPS卫星技术进行实时追踪相比,家中软禁并监控的模式,因为没有实时追踪定位,显得低效且受限。例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梅萨县已经开始使用GPS卫星追踪设备对一些审前释放的被告人进行电子监控;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斯特拉福德县,使用GPS追踪技术,可以查看一些审前释放被告人(以及判刑后的社区服刑者)一天内的所有行踪,其误差不超过10米;一些私人机构也为有钱的被告人提供GPS监控服务,以避免审前羁押。


尽管因为实时监控需要通过移动电话来发送位置数据,它会受移动电话网络状态的影响,但目前来说,它依然是被告人与政府的最佳选择,因为它能精确地防止被告人潜逃,并轻松地追踪到被告人的所在位置。此外,相对于传统的监禁模式,这也更加自由。


所以,对于那些低潜逃风险的被告人来说,其实只要在他们没有按时上庭时进行追踪即可(而不是持续性地跟踪)。另外,其它新的监控技术也可能会出现,比如手机视频会面与谷歌眼镜技术,它们也许可以发展成实时的视频+音频监控技术,用于监控具有高潜逃风险的被告人。



效  用


使用监控技术来替代传统上因无法支付保释金时的审前羁押,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监控技术是否真的可以杜绝审前潜逃?毫无疑问,一切监控手段的效用都要通过实际来检验。  


在美国,有一些关于电子监控的研究,但关于其效用的研究很少。受研究资金的限制,即便是关于电子监控效用的研究,其研究的样本量也很小。欧洲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稍微丰富一些,但也没有定论。1998年至1999年,在英国进行了一个初步研究,法官们对一些被告进行了有条件的保释,并对他们实行监控宵禁——在一些案件中,直接替代了审前羁押。


在接受监控宵禁的173人中,研究人员收集到了118人的数据,其中11人潜逃。欧洲其它一些研究也指出了潜在的积极结果,但是依旧没有确切的结论。2002年在葡萄牙,进行了一个电子监控实验,由39人参加,数据显示在监控下的被告人“既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也没有违抗命令”。


然而,在苏格兰的一个国家级的监控实验中,63人中有31人有违抗行为,他们违背了保释条件,并继续犯罪。美国与欧洲的“审判后的监控”研究也指出,当被告人不愿意再犯时,监控的作用才可能会成功。虽然这些数据不能简单地用来证明电子监控对于防止潜逃的作用,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可以得到验证。


为了说服谨慎的法官与立法者,进一步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实时GPS追踪技术代替审前羁押的研究。但是先进的追踪技术对于减少潜逃风险与追回逃犯的潜在作用是巨大的,有趣的是,最近一些引人注目的使用GPS监控代替保释金的案件,支持了这个观点。


比如,法官要求伯尼·麦道夫(原纳斯达克主席,策划并完成了21世纪最大的“庞氏骗局”)穿戴GPS监控用脚链,并支付1000万美元的保释金,然后接受夜间家中软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因涉嫌性侵酒店女服务员被抓)也受到了类似的处理,卡恩在案件审结之前可以待在自己的公寓内,但必须遵守24小时在家监禁、佩戴电子脚踝——一旦离开住所范围就会报警,并且要为在他居所外的带枪警卫支付每个月2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著名网络杂志Slate嘲讽道:“大多数被告人不会像卡恩那样运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不需要带枪警卫,他们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脚踝监控器。”


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若要防止被告人潜逃,也许再多的高科技监控手段也没有直接羁押被告人的效果好(直接羁押可能是100%有效)。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所提出的,被告人犯最严重的罪行时将不得进行保释,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潜逃,“对于死刑犯罪,保释金并不能保证犯罪者不会潜逃,在活命与金钱之间,所有人都会选择活命。”这也印证了监控效用的真实意义。不管技术有多么先进,存在风险的被告人总是会想办法进行逃脱,他可能破坏追踪器、将追踪器卸除、或者屏蔽追踪器的信号。


所以,技术并不能完全地替代审前羁押,最多比缴纳保释金要有效,因为它可以缩小高潜逃风险人员的范围(大多数人如果潜逃则可以被发现,并对其羁押)。然而,这并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使用电子监控代替保释金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那些犯下重罪的富人,而是那些相对普通的犯罪者。此外,这种担忧还可以通过加大对潜逃者与破坏监控器之人的处罚力度来解决。


虽然在普及推广电子监控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技术不成熟、被告人潜逃等问题,但是,在短期内,对于低潜逃风险的被告人,它仍然可以有效解决高昂的保释金问题。监控技术虽然不能完全地替代羁押或完全消除潜逃风险,但它为贫困的被告人提供了不被羁押的选择。



成  本


随着美国律师协会以及其它组织开始不断提高审前羁押的成本,电子监控的实际好处越来越引人注目。由于电子监控高度数字化,不需要像拘留所那样配备相关人员、医疗设施以及安全服务,所以如果在审前羁押中使用电子监控,则审前监管程序可以节省大量的费用。但是,对于一些已判刑的犯人来说,如果不遵守电子监控的要求,则会受到处罚,这时监控的花费与羁押就差不多了。


审前服务项目使用相对低廉的电子监控,从根本上减少了防止被告人潜逃的花费。迈阿密戴德县通过在审前释放被告人,并实施电子监控,每年从每位被告人身上节省了1万多美元;爱荷华州南部地区通过释放了15%以上的被告人,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节省了170万美元的开支。联邦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审前电子监控,每位被告人的日开销大约为2.77-9.04美元,而在这之前,审前羁押每位被告人的日开销大约是50-123美元。


有评估指出,“电子监控的日开销在5-25美元之间”。在2001-2007年中,佛罗里达州大约每3个罪犯中,就有1个接受了电子监控,根据某个研究的评估,政府为这些人的花费是其被羁押时的1/6,所以他们认为电子监控是“处理被告人的最划算的方法”。在欧洲也是如此,如果处理得当(保证电子监控的有效性),它将比其它的方式更加省钱。


随着民间GPS,视频直播以及其它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与普及,人们可以很方便的得到导航服务,可以随时与朋友家人分享生活中的趣事,由此,电子监控的成本也将越来越低,同时其效用也将会不断提升。政府并不需要亲自运营,因为已经存在许多私营的厂商(可以想象邦德特工,也许有人已经在使用追踪设备了)。当然,想要通过电子监控节省开支,还需要在细节上努力。


从经验上来说,电子监控代替羁押是否会节省成本,仍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并不是说监控是完全有效的,也不是说监控没有成本,而是根据现有的数据而言,电子监控至少与金钱保释的作用相当,并且更加便宜。



隐私与法网扩张


接下来,另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个人隐私。被告人在监控中,个人隐私被侵犯的程度是由监控技术的来决定的。相较于24小时每时每刻地监控,如果只在被告出庭当天对其进行监控,那它对隐私的侵犯程度便相对较低,此外侵犯程度最大的是进行视频与音频监控。不过就算是最保守的方式也对隐私也有着极大的侵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监控技术没有被学界与刑事司法界完全接受,以将其作为解决上述金钱保释与审前羁押问题的办法。


对于那些无力支付保释金的被告人来说,隐私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是最严格的监控——即使它让被告人不得不小心翼翼的生活,并限制自己的行为——对大多数被告人来说,也总要比被羁押得好。比如,法新社把斯特劳斯·卡恩的脚踝链形容为“全球金融巨头在困境中的耻辱象征”,但是就算像斯特劳斯·卡恩这样的一个上流人士,也宁愿选择“耻辱”,而不是被羁押。


在关于电子监控与家中软禁的一个研究中,被告人最普遍的抱怨是“不能在想买东西的时候去商店”、“不能去外面吃饭”、“必须穿着一个碍眼的监控器”,这些是很重要的反馈,但是意料之中的反应是“大多数被告人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待在拘留所里”。所以当监控系统变得更加友好与开放后,电子监控将更加受欢迎。

即使抛开不断提升的自由、身体以及心理健康意识,个人隐私仍然是唯一的准则。毕竟,被羁押意味着被看守员持续的监控以及监舍内其他人的打扰。所以当没有更好的选择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不过,意料之中的是,反对电子监控的声音并不针对政府的高强度监控行为,而是针对政府可能使用这个技术监控更多的普通人,也就是所谓的法网扩张:由于监控技术越来越先进,设备成本越来越低廉,所以不再受资源限制,而这些监控器本身的不引人注目也减少了来自政治层面的干扰。


因此,虽然电子监控可以给无法支付保释金的被告人带来好处,但这个好处是否会抵消因监控人数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坏处,我们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反对用电子监控来替代羁押的声音,与支持它的声音相比,显得苍白无力。由于审前羁押对于被告人来说非常的痛苦,而且极其繁琐,因此监控技术作为一个福利,为被告人提供了一种相对愉快的替代方案。虽然政府对其公民进行电子监控是令人反感的,但这总要比政府因缺乏资金而强行羁押被告人以索取保释金的方式要好。


原文来源https://www.yalelawjournal.org/essay/pretrial-detention-and-the-right-to-be-monitored

作者:Samuel R. Wis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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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田娟  陈涛  朱彬